普通就是流氓行为要挂上破鞋游街示众。可她是烈属，人物特殊，传出去就是给

    党抹黑，是政治事件。所以白支书并没放我回家，而是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，

    关上门。首先她宣布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让我管好自己的嘴。其次，

    她让我替她拿个主意，因为这事儿她既不敢向上级汇报，也没有人可商量。我琢

    磨了半天说：“如果能把孩子拿掉，这件事儿就可以大事划小，小事划了。”白

    支书说：“对呀，可是怎么拿呢，谁会拿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书上说现在可以手

    术流产，估计得到省城的大医院才能做，传统的中医也有过一些方子，我可从来

    没用过。”白支书畏难地说：“到省城动静就大了，我看不行，你就试试。”我

    说：“这我可没有把握，万一出什么事儿……”她这回倒爽快：“出什么事儿，

    我担着，还有什么事儿能比眼的事儿更大吗。”听了她这话，我还是不太放心，

    不是对她不放心，是对我的方子不太放心。于是我说：“这得她配合才行，到时

    间会流很多的血，应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。”白支书一挥手说：“这个事儿你别

    管了，我会找她谈，自己犯了错误，要是不配合，大家一起完蛋。”我看出来了，

    白支书是真的着急了。我也不敢怠慢，赶紧起身到镇上抓药。

    等我抓药回来，烈属媳妇还在白支书的办公室里坐着，眼睛好像刚才哭过。

    我叫了一声嫂子，就把药放到桌上，然后告诉她怎么煎，怎么服用，注意些

    什么。

    打发走了媳妇，白支书长出了一口气。她对我说：“牛大夫，如果这件事儿

    办好了，你可是为党的事业立了大功啊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。”我谦虚地说：

    “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是我应该做的，如果我做不好，愿意接受人民的处罚。”

    在那几天紧张的日子里，我天天晚上到白支书的办公室转一圈，打听一下结

    果，因为我不能自己去烈属家，白支书就成了义务的赤脚医生，她亲自去指导烈

    属媳妇孕妇，观察她的反应，甚至陪她一起上厕所。终于，三天后的一个夜晚，

    白支书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下来了，好多血，得流了一盆子。”我也暗自庆幸，说

    实在的，这个方子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。于是，我抑制不住激动地说：“谢天

    谢地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。”她说：“你不是说很有把握吗，还拿性

    命担保，怎么你也担心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是看到你着急，才那样说的，

    要不然，你能急出毛病来。”她听了这话，感激地看着我，柔声地说：“帮我按

    摩一